新时代标识性“中国概念”的类型及建构进路
何锡辉;近年来，以“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代表的标识性“中国概念”逐渐从中国走向世界，这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理观、世界观、价值观。新时代之所以持续建构标识性“中国概念”，既是担当“为世界谋大同”使命的实践要求，同时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求。新时代通过标识性“中国概念”的建构，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争取国际话语权，并据此塑造政党国际形象。新时代标识性“中国概念”的建构过程，生动展现了“中国概念”的理念具有延承性、内容具有现实性、情感具有人民性等特征，这是深入理解新时代标识性“中国概念”的要义所在。新时代标识性“中国概念”源自于治党、治国和外交的实践，将依据实践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举措。为此，应以认识世界发展大势为依据、以阐扬党的政治理念为关键、以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为要求，推动形成更多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标识性“中国概念”，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力量。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生成及巩固路径
王富军;杨曦;中华文化主体性是维系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生成逻辑与时代巩固路径，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理论定位层面，文化主体性是植根于物质生产与交往实践的能动范畴，突破了传统将文化主体性视为静态概念的认知局限。生成机制层面，以“生产方式-交往形式-精神生产”三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中华文化主体性在物质基础构建、社会关系塑造与精神能动发展之间的辩证生成逻辑，避免文化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片面解读。巩固路径层面，面对全球化浪潮、消费主义渗透与数字技术变革所带来的解构挑战，以深化“第二个结合”为方法论，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文化生产方式，并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契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检验标准层面，坚持“客观-价值-实践”三位一体的检验标准，为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提供了科学评估依据与实践操作指南。
广东省新质生产力的测度与路径优化
杨新洪;在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驱动力的背景下，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与规模能级跃升的关键阶段。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约为广东两倍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作为研究参照对象，旨在系统估算广东省经济总量需要多少年时间可达到当前加州水平，并深入分析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的变化对实现这一经济目标的影响。同时，基于生产力三要素理论，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体系，并将其纳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以实证探究新质生产力对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强度。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影响系数在控制城镇化率与研发支出后仍保持显著为正。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驱动下，预计广东省将于2042年前后实现当前美国加州的经济总量水平。若进一步加快制造业或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则有望使广东省提前达成对标加州的经济目标。具体而言，在中性情景下，2024—2035年广东省经济总量年均复合增速预计为4.1%,2036—2050年将逐步放缓至3.4%；制造业与工业增加值在此期间亦保持稳步增长，但中长期增速将渐趋平缓。研究还显示，若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提升1.9个百分点，或工业增加值增速提升1.8个百分点，广东省对标加州的时间可提前至2037年。以加州为标杆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广东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人才培育等方面的提升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修正的“钻石模型”
龚思颖;贾毅;罗毅;为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波特“钻石模型”进行修正——将模型中的“企业战略、结构及竞争状况”替换为“产业发展现状”，并以“产业政策”和“创新文化”取代模型中的“政府”和“机会”两个次要因素。基于修正后的模型，分析了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竞争力的六大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产业发展现状、相关及支持产业、产业政策和创新文化。目前，大湾区已形成全国最具活力的产业集群，相关产业延伸至旅游、版权、衍生品等领域，构建出多元共生的企业生态系统。这里人才充沛、资本多元、政策渐善，但融资风险与区域不均衡仍然存在。据此，提出推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的建议：强化产业基础，构建“单元协同-环境赋能-界面融通”的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优化产业政策，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要素流动机制、资源共享机制、政策协调机制；深化产业创新，践行“三维驱动”模式——“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制度-市场协同创新”“人才-生态持续创新”。
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分析框架与典型案例
席伟健;孙钰涵;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基于中国文化、经济双重繁荣现象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并将变革和扩展传统理论范式。从实践上看，当代中国人文经济为绿色发展提供了一种既不同于人工智能至上的“替代论”，也不同于自然环境至上的“田园论”，而是高度强调“人类现实交往”意义和“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可控方式，有利于实现可持续性。为深入揭示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过程，提出“继承传统—清晰界限—创新生态—扩大开放—价值推广”的“五层次四结合”分析框架，认为地方政府在赋能周期和发展周期可能存在成本收益“错位”问题，导致政策不可持续。结合深圳市大鹏新区以“打造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为战略目标的发展案例进行逐步检验。基于局部加权回归（Loess）、灰色关联度（GRA）和广义加性模型（GAM）等非参数方法诠释宏观赋能的积累性、滞后性和非线性作用，发现从投入人文经济建设到推动绿色发展存在5～6年的“错位”期。基于质性材料进一步阐明该案例在微观上将“传统岭南海疆人文精神”与“现代湾区滨海旅游经济”相结合赋能绿色发展的长期实践，通过培育生态旅游业逐步解决“错位”问题。总结人文经济建设对实现绿色发展与增强可持续性的理论贡献，以期为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提供一种新思路。
低空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制、现实梗阻与路径优化
刘衍峰;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技术革命、产业融合与人力资本重构三重机制，驱动新质生产力的系统性跃升。其内在逻辑体现为以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等智能工具为载体，推动劳动资料向自主决策的认知化形态演进；通过跨产业要素重组与数据价值挖掘，实现劳动对象从物理实体向虚实融合的数字化空间扩展；依托产教协同与技能认证革新，促进劳动者从单一操作者向技术-管理复合型主体转型。然而，这一进程面临多重现实梗阻，核心技术链的对外依赖、空域资源配置的刚性约束、基础设施的物理-数字双重缺口、人力资本供需的结构性错配以及市场机制的价值转化失灵，共同制约着生产力要素的协同进化。为此，亟需构建核心技术梯度突破的创新生态，设计分层动态协调的空域治理模式，实施软硬协同的基础设施跃升战略，完善供需匹配的人才培养机制，培育场景驱动的市场需求激活策略，全面释放低空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潜力。
延安精神中的自我革命基因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路径启示
姚吉婷;化雪娜;延安精神中蕴含的自我革命基因深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得以集中迸发并形成初步的制度化雏形，是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内源动力。进入新时代，面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因规模超大、时间超长、使命艰巨而衍生的特殊风险与挑战，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战略主动，审时度势地作出“大党独有难题”的重大理论判断。破解这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与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亟需激活并创造性转化延安精神的自我革命基因。这要求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思想深处回答“为谁创造政绩、创什么样政绩”，为自我革命确立价值坐标。现实路径在于：坚持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相统一，夯实自我革命的价值根基；践行人民至上与密切联系群众相统一，筑牢其力量源泉；发扬民主与严肃纪律相统一，强化其制度保障；弘扬艰苦奋斗与敢于斗争相统一，砥砺其精神意志，构建由价值、根基、制度、精神四维支撑的路径体系，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基础上，为党在新时代有效应对内部风险、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长期执政安全，提供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针对性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
传统宗族文化对创业活力的影响——基于中国247个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洪洲;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新增市场主体超过千万户，城市创业活力在正式制度缺位的背景下仍然表现出强劲韧性，其中非正式制度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传统宗族文化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以宗族文化为切入点，选取2003—2020年的247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传统宗族文化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宗族文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力，该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种促进作用存在鲜明的异质性：在我国东部和南方城市表现突出，而在其他区域则不明显；对于高等级城市与低等级城市的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皆显著为正，且对高等级城市影响强于低等级城市。机制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内核中的教育观念能够通过提升城市人力资本影响城市创业活力；宗族文化内核中的守信观念能够通过改善城市信用环境影响城市创业活力；宗族关系网络能够通过拓宽城市民间借贷影响城市创业活力。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应辩证加强宗族文化传承，弘扬宗族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部分，发掘其重视教育和诚信互助等观念和社会资本的潜在价值,促进城市经济活力。
儒学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兼论对全球治理秩序的启示
牛喜平;从儒学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互动关系出发，可以深入理解“全球治理倡议”所蕴含的中华文明智慧及其对革新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启示。儒学源于中国人在漫长历史实践中积淀的生活智慧与生存方式，其核心观念早在孔子创立儒学之前就已萌芽于早期的民族融合进程之中。在“天人合一”宇宙观视域下，儒学逐渐形成以“仁”为核心价值，以和而不同、中和位育辩证思维等为特征的思想体系；并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形成了“天下观”“大一统”“华夷之辨”“仁治”“礼治”“德政”“民本”等社会治理机制。这些机制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全球治理倡议”深刻体现着上述治理经验和机制中“王者无外、礼法共治、和而不同、民为邦本、经世致用”等价值理念。深入研究这种文明结构及形成机制中蕴涵的民族融合、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普遍规律，能对全球治理秩序提供深刻的启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成功实践，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多元一体”的参照架构，映现出未来世界文明结构的基本形态，将会催生出一个以“和而不同”为哲学理念，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基础，以寻求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方向，以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为实践途径的全球治理新秩序。
监察机关依法开展自我监督之路径研究
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一,国家监察机关具有位高权重的特点。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要求对某个国家机关赋权的同时必须对其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监督。国家监察法关于监察领导体制、工作决策机制、职业伦理、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制度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监察权的滥用和不当行使,以保证监察改革的目标能够充分实现。但目前细节的制度安排上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
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要件的再厘清：基于司法实践的批判性思考
樊健;《九民会议纪要》和部分司法实践关于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的认定,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投资者标准过于抽象,无助于法院审理案件。第二,虚假陈述是否具有重大性,仅仅是证监会等行政机关科以行政处罚的考量因素之一。虚假陈述即使不具有重大性,也可能被科以行政处罚。第三,不允许被告在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举证推翻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基本事实,与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不符。第四,限制被告提出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抗辩的机会,并不一定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在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应当以价格标准——即虚假陈述被实施或者被揭示后的证券价格是否发生明显波动——来判断虚假陈述是否具有重大性。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虚假陈述不必然具有重大性,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进行独立判断。退一步讲,即使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免证事实的效力,被告仍可以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举证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追究"首恶"责任,而非限制被告提出抗辩的机会,才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关键。
具身性与能动性
德莫特·莫兰;罗志达;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与梅洛-庞蒂)提供了当代哲学中关于具身性最为重要且最富影响力的解释,这包括区分"身体"和"躯体"与讨论肉身间互动的本质。人类的具身性是感知、概念、动觉能力的基础。本文则主要是聚焦于胡塞尔与梅洛-庞蒂,讨论具身性与能动性的现象学,以阐明身体的不同存在样态(身体与躯体)、身体在触觉中的独特构造(回返性),以及身体与性别、想象、幻觉等经验之中的关系,从多个维度系统地阐述了现象学的身体理论。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郑祖昀;黄瑞玲;中小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融资约束问题是阻碍其自身发展的顽疾,也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瓶颈之一,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模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SA指数反映企业融资约束,利用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实证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本文从企业异质性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两个角度作出进一步分析,将面板数据分组,添加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相比民营中小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缓解国有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但这种差异性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完善在逐步收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根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对策: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提升数字化程度,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消除"所有制歧视";平衡区域发展,在财政上向经济落后地区倾斜,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框架,平衡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和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且可持续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中国特色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理由与方法
颜运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识别与界定是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以及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先决问题,是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涉及到诉讼法和实体法诸多方面。从我国立法和实践来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总的方向是不断地扩大,但是,现有立法的规定与其说是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规定,倒不如说是公益诉讼案件领域。然而,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层面分析,现有的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还是过于狭窄,而且,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社会组织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不统一。消费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在扩大与限缩之间摇摆。这些问题严重束缚了公益诉讼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为了便于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更加有效开展公益诉讼,非常有必要及时反思我国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现有局限,分析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理由,探讨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方法。通过比较不同立法模式,发现列举肯定加"等"外概括的立法模式不合理,应当采取概括肯定加列举否定的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首先通过原则性概括方式对案件范围作出一般性规定,然后以否定方式将不予受理的具体事项作出明确列举,对于不予受理的具体事项不得以等外的形式任意扩大解释,只要不在不予受理的具体列举的其他公益案件,就当然属于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基于Kaya模型的碳排放达峰实证研究
唐杰;崔文岳;温照杰;曾元;王东;化石能源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经济生产活动与碳排放活动密切相关。充分认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转变生产方式，确定碳达峰、碳中和路径极为必要。本研究在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现有研究梳理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碳排放达峰过程本质上是由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三个顺序相连倒U曲线形成的渐次达峰动态过程。即，碳排放水平在经济发展初期会经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而在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中高收入阶段后碳排放水平会逐渐降速并最终达峰。同时，研究在静态Kaya模型的基础上，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OECD主要经济体的碳排放达峰过程进行了实证比较分析，并对碳排放水平动态变化进行阶段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OECD成员国均符合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达峰的基本发展规律，碳排放达峰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存在一个连续的三个拐点四个阶段的相互关联，达峰顺序依次为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在碳排放达峰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历程，要坚持市场导向的创新激励手段以及合理有效的政策引导实现绿色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郑祖昀;黄瑞玲;中小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融资约束问题是阻碍其自身发展的顽疾,也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瓶颈之一,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模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SA指数反映企业融资约束,利用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实证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本文从企业异质性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两个角度作出进一步分析,将面板数据分组,添加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相比民营中小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缓解国有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但这种差异性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完善在逐步收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根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对策: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提升数字化程度,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消除"所有制歧视";平衡区域发展,在财政上向经济落后地区倾斜,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框架,平衡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和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且可持续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从接受美学理论看英汉儿童文学翻译——肖毛和任溶溶《夏洛的网》汉译本的翻译比较
范静;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主要读者是儿童,相对于成人有不同的阅读水平、接受能力以及特殊的审美需求。接受美学注重读者的作用,认为文学作品只有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才能实现其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其基本观点对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该文从接受美学理论的角度对童话《夏洛的网》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旨在指出不同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因为对儿童读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关照,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导致儿童对译文接受和喜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只有以儿童为中心的翻译,既实现了译者与原作的交流,也实现了译文读者与译作交流的译本才能满足孩子的期待视野,让他们乐于接受。
双循环、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江苏省13市的实证分析
胡智慧;孙耀武;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构建新型消费体系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是进一步扩大内需、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数字化的新兴消费模式在乡镇的快速扩张,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在此背景下,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理论上,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提升产业高级化水平,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实证上,基于2011—2018年江苏省1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民消费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稳定性检验后该效应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发展释放农民内需潜力的重要机制。最后,采用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苏南五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大于江苏省的苏北八市,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在苏北地区成立,在苏南地区该作用机制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在供给和需求领域两端发力,驱动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双升级",对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学生“躺平”现象的多维认知及行为实践
安利利;田晔;王晶莹;“躺平”作为一种新颖的网络用语和行为方式，在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中流行开来，它诞生于“内卷化”的社会环境中，是解构主义与网络流行亚文化的发展、弥合。“内卷”社会背景下，“躺平”成为青年人的重要应对态度与策略，逐渐成为普遍现象，映射出新时代中国青年群体的心理征候。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躺平”大学生开展深度访谈，聚焦大学生眼中的“躺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从大学生主体视角出发可以获悉，“躺平”多发生在学习工作领域，大学生在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落差时，通过适度降低个体需求、调整行动目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缓解压力，并且将“躺平”作为标识身份、圈层交流的表达方式。在话语表达与行为实践中，“躺平”除了被赋予的消极放弃内涵定义外，还具备调节个体身心、强化主体意识、促进良性竞争等正向影响，对大学生应对个体困境和社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躺平”是把双刃剑，高校教育者应在辩证视野下认识“躺平”，关注“躺平”大学生的心理动态和认知结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度和有效性，顺势而为，通过贴合年轻人的话语形式进行价值观的正向引导，充分理解和运用“躺平”的正向作用，降低“躺平”的负面影响，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全面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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