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儒学的话语体系
黎红雷;企业儒学的话语体系，是在儒家管理哲学、儒家商道智慧以及儒商文化通论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逐步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历经理论的逐步深化、融合与定型，并且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不断得到印证与完善。企业儒学的话语体系可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一是导德齐礼的治理观，二是以义致利的经营观，三是亲如一家的组织观，四是身正令行的领导观，五是举贤使能的用人观，六是内诚外信的品牌观，七是时变和合的战略观，八是兼善天下的责任观，九是创业垂统的传承观，十是敬天法祖爱人的信仰观。企业儒学的话语体系深深扎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借鉴了丰富多彩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有机融合了生动鲜活的当代新儒商企业治理智慧。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企业理论，实现了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有力推动了企业理论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还为构建当代世界新商业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时代价值。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进展与议题前瞻
杨抗抗;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百年大变局中重新审视民主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识和理论表达，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和实践，学界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共同推进的新局面，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契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比较政治视角下的制度优势、基层实践与经验创新、海外传播与话语构建、与数智技术的有效融合、如何健全制度体系、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深化了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探讨和系统阐释，丰富了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创新理论与实践的认识。未来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聚焦研究主题：一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背后所体现的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对这一重大理念的学理研究；二是进一步发掘全过程人民民主所体现的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意义，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三是进一步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海外传播影响与加强学术交流对话，就民主真谛和互鉴之道积极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
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历史贡献、思想分化和当代启示
陈子祺;孟飞;守正创新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中的鲜明特质之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不断演进、丰富自身内涵并拓展理论边界的斗争史。第二国际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兼具“中介性”与“过渡性”的显著双重特征，成为了连接“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过渡桥梁和纽带。在这一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如何既继承传统理论精髓，又创新发展以适应时代变革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挑战。纵观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一方面，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理解，这些理论观点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和核心原则；另一方面，也有一批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阐发，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些都是值得严肃对待和深入研究的论题。在评价第二国际理论家时，应充分考虑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从守正创新的具体视域出发，对其不同的理论路径分化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与判断。进而在理论、经验与实践的相互交映中，提炼出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宝贵参考和现实启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与未来走向
赵中华;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伊始，便面临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问题。“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实践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彼此契合才能相互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指引，但仅凭马克思主义难以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是中华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在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浸润和涵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性。“第二个结合”正好弥合了本来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成为两者得以结合的可能和前提。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之中，两者优势互补，不仅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基因，同时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升级。“第二个结合”从整体上激发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加快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新征程，要持续深化“第二个结合”，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不断开辟“第二个结合”的新境界，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旺盛生命力，力争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香港网络信息治理之模式转型：从“二元规制”到“三元规制”
沈新渊;刘文轩;现行香港网络信息治理“政府—个人”二元规制模式囿于事前预防机制缺位、平台监管权责失衡、执法权限配置疏漏三重积弊，导致特区网络空间乱象频出，治理质效不彰。究其原因，在历史因素上，“言论自由”思潮与“网络秩序”目标尚存价值抵牾；在规制思路上，并未足够重视平台对网络信息生成传播的中介影响；在规制方式上，并未充分发挥平台在网络信息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为此，香港网络空间治理亟需实现从二元规制模式向“政府—平台—个人”三元规制模式的转型和飞跃。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协同推进：一是建立完善的网络治理法律规范体系，弥补现行法律框架在有害信息认定、举证及执法程序中的不足；二是夯实平台监管责任，包括明确平台内容管理义务、建立事前审查制度、增设事后处置通报机制，并加重平台监管失效的法律后果；三是强化行政执法力度，提高政府对网络信息治理的主动性和精准性，确保监管措施的可执行性；四是设立域外平台管辖保障机构，解决跨境执法难题，增强政府对境外社交平台的监管能力。
生产要素双向流动视角下的乡村振兴
薛宝贵;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工作依然在农村。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改变过去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的趋势，实现生产要素城乡间双向流动，让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在城乡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但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以保障农民生存权的同时支援城市建设为目标，土地缺乏流动性，土地要素尚未被激活。促进生产要素城乡间双向流动的关键是激活土地要素，使土地功能由生存权向发展权转变，通过加速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增强宅基地流动性，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对农用地征收进行合理补偿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激活土地要素；通过增强农民的自我积累能力，增强农民的融资能力，吸引城市资本下乡，引导资本要素向农村集聚，实现土地要素与资本要素的结合，以振兴农村产业；在农村产业振兴的基础上，通过农民工返乡就业，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创业，吸引劳动要素与人才的流入；实施促进生产要素城乡双向流动的配套制度改革，如：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行农村偏向型融资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监察机关依法开展自我监督之路径研究
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一,国家监察机关具有位高权重的特点。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要求对某个国家机关赋权的同时必须对其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监督。国家监察法关于监察领导体制、工作决策机制、职业伦理、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制度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监察权的滥用和不当行使,以保证监察改革的目标能够充分实现。但目前细节的制度安排上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郑祖昀;黄瑞玲;中小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融资约束问题是阻碍其自身发展的顽疾,也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瓶颈之一,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模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SA指数反映企业融资约束,利用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实证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本文从企业异质性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两个角度作出进一步分析,将面板数据分组,添加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相比民营中小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缓解国有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但这种差异性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完善在逐步收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根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对策: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提升数字化程度,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消除"所有制歧视";平衡区域发展,在财政上向经济落后地区倾斜,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框架,平衡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和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且可持续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具身性与能动性
德莫特·莫兰;罗志达;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与梅洛-庞蒂)提供了当代哲学中关于具身性最为重要且最富影响力的解释,这包括区分"身体"和"躯体"与讨论肉身间互动的本质。人类的具身性是感知、概念、动觉能力的基础。本文则主要是聚焦于胡塞尔与梅洛-庞蒂,讨论具身性与能动性的现象学,以阐明身体的不同存在样态(身体与躯体)、身体在触觉中的独特构造(回返性),以及身体与性别、想象、幻觉等经验之中的关系,从多个维度系统地阐述了现象学的身体理论。
中国特色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理由与方法
颜运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识别与界定是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以及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先决问题,是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涉及到诉讼法和实体法诸多方面。从我国立法和实践来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总的方向是不断地扩大,但是,现有立法的规定与其说是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规定,倒不如说是公益诉讼案件领域。然而,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层面分析,现有的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还是过于狭窄,而且,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社会组织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不统一。消费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在扩大与限缩之间摇摆。这些问题严重束缚了公益诉讼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为了便于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更加有效开展公益诉讼,非常有必要及时反思我国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现有局限,分析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理由,探讨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方法。通过比较不同立法模式,发现列举肯定加"等"外概括的立法模式不合理,应当采取概括肯定加列举否定的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首先通过原则性概括方式对案件范围作出一般性规定,然后以否定方式将不予受理的具体事项作出明确列举,对于不予受理的具体事项不得以等外的形式任意扩大解释,只要不在不予受理的具体列举的其他公益案件,就当然属于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要件的再厘清：基于司法实践的批判性思考
樊健;《九民会议纪要》和部分司法实践关于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的认定,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投资者标准过于抽象,无助于法院审理案件。第二,虚假陈述是否具有重大性,仅仅是证监会等行政机关科以行政处罚的考量因素之一。虚假陈述即使不具有重大性,也可能被科以行政处罚。第三,不允许被告在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举证推翻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基本事实,与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不符。第四,限制被告提出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抗辩的机会,并不一定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在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应当以价格标准——即虚假陈述被实施或者被揭示后的证券价格是否发生明显波动——来判断虚假陈述是否具有重大性。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虚假陈述不必然具有重大性,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进行独立判断。退一步讲,即使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免证事实的效力,被告仍可以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举证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追究"首恶"责任,而非限制被告提出抗辩的机会,才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关键。
基于Kaya模型的碳排放达峰实证研究
唐杰;崔文岳;温照杰;曾元;王东;化石能源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经济生产活动与碳排放活动密切相关。充分认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转变生产方式，确定碳达峰、碳中和路径极为必要。本研究在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现有研究梳理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碳排放达峰过程本质上是由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三个顺序相连倒U曲线形成的渐次达峰动态过程。即，碳排放水平在经济发展初期会经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而在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中高收入阶段后碳排放水平会逐渐降速并最终达峰。同时，研究在静态Kaya模型的基础上，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OECD主要经济体的碳排放达峰过程进行了实证比较分析，并对碳排放水平动态变化进行阶段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OECD成员国均符合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达峰的基本发展规律，碳排放达峰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存在一个连续的三个拐点四个阶段的相互关联，达峰顺序依次为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在碳排放达峰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历程，要坚持市场导向的创新激励手段以及合理有效的政策引导实现绿色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郑祖昀;黄瑞玲;中小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融资约束问题是阻碍其自身发展的顽疾,也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瓶颈之一,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模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SA指数反映企业融资约束,利用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实证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本文从企业异质性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两个角度作出进一步分析,将面板数据分组,添加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相比民营中小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缓解国有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但这种差异性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完善在逐步收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根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对策: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提升数字化程度,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消除"所有制歧视";平衡区域发展,在财政上向经济落后地区倾斜,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框架,平衡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和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且可持续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双循环、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江苏省13市的实证分析
胡智慧;孙耀武;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构建新型消费体系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是进一步扩大内需、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数字化的新兴消费模式在乡镇的快速扩张,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在此背景下,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理论上,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提升产业高级化水平,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实证上,基于2011—2018年江苏省1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民消费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稳定性检验后该效应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发展释放农民内需潜力的重要机制。最后,采用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苏南五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大于江苏省的苏北八市,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在苏北地区成立,在苏南地区该作用机制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在供给和需求领域两端发力,驱动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双升级",对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接受美学理论看英汉儿童文学翻译——肖毛和任溶溶《夏洛的网》汉译本的翻译比较
范静;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主要读者是儿童,相对于成人有不同的阅读水平、接受能力以及特殊的审美需求。接受美学注重读者的作用,认为文学作品只有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才能实现其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其基本观点对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该文从接受美学理论的角度对童话《夏洛的网》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旨在指出不同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因为对儿童读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关照,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导致儿童对译文接受和喜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只有以儿童为中心的翻译,既实现了译者与原作的交流,也实现了译文读者与译作交流的译本才能满足孩子的期待视野,让他们乐于接受。
大学生“躺平”现象的多维认知及行为实践
安利利;田晔;王晶莹;“躺平”作为一种新颖的网络用语和行为方式，在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中流行开来，它诞生于“内卷化”的社会环境中，是解构主义与网络流行亚文化的发展、弥合。“内卷”社会背景下，“躺平”成为青年人的重要应对态度与策略，逐渐成为普遍现象，映射出新时代中国青年群体的心理征候。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躺平”大学生开展深度访谈，聚焦大学生眼中的“躺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从大学生主体视角出发可以获悉，“躺平”多发生在学习工作领域，大学生在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落差时，通过适度降低个体需求、调整行动目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缓解压力，并且将“躺平”作为标识身份、圈层交流的表达方式。在话语表达与行为实践中，“躺平”除了被赋予的消极放弃内涵定义外，还具备调节个体身心、强化主体意识、促进良性竞争等正向影响，对大学生应对个体困境和社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躺平”是把双刃剑，高校教育者应在辩证视野下认识“躺平”，关注“躺平”大学生的心理动态和认知结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度和有效性，顺势而为，通过贴合年轻人的话语形式进行价值观的正向引导，充分理解和运用“躺平”的正向作用，降低“躺平”的负面影响，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全面成长成才。
公告栏
下载中心
网站访问量
今日访问量: 37